制造业融资难的原因和表现
日期：2022-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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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底，一则权威数据：时隔10年，202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再次正增长，以总量31.4万亿元连续12年位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 并且，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7.4%，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时隔多年终于实现正增长。
但今年3月以来，因疫情复发，制造业受到沉重打击。受访专家均认为，制造业企业遭遇不同程度的生产经营受阻情况，其中很多中小微企业开始面临生存的极限挑战，在融资难、融资贵这些老大难问题上更为明显。
5月26日，央行印发《关于推动建立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的通知》（简称《通知》），从制约金融机构放贷的因素入手，为小微企业纾困。受访专家均表示，政策或许还可以更“解渴”，从政策引导、风险共担、数字技术等方面找到破局之道。
“银行为什么贷款给你？”业内的普遍共识是，在融资的难易程度上，大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呈现出两极分化。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大企业尤其是具有国资背景的企业，因生产经营情况较好和具有较高的信用资质，往往能够便捷地获得资金支持。中小微企业囿于规模小、抵质押不充足、信用资质不高，金融机构出于风险控制考虑，在向它们提供融资支持时动力不足。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企业数目庞大，2020年达到了384万余家。每5年进行一次的全国经济普查中，最近一次普查数据也表明，2018年末1807万家中小微企业法人单位中，中小微制造业企业占到了324.3万家。
“中小微企业普遍融资难，但制造类企业并非是最突出的。”在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炜宇看来，此类企业一般重资产运营，有生产设备，中型的企业甚至有自有厂房，用这类资产作抵质押品，“往往比贸易型企业或者其他一些面向终端的企业更容易被金融机构接受”。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对此表示认同。他指出，制造业企业的资产尚在，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交通运输、餐饮酒店、文化娱乐、休闲旅游等服务业。今年一季度，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016年以来的最高值，投资、出口对制造业的拉动作用明显，“也从侧面说明制造业融资难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但顾炜宇强调，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设备等资产又与土地等资产表现不同——一般具有资产专用性，银行很难处置。据他观察，这类企业融到资金后还面临两方面困难，一是利率压力大；二是融资规模小。“因此相比融资难，企业平时对融资贵感受更深一些。但如果疫情持续冲击，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顾炜宇向《中国报道》记者坦言。
徐洪才将制造业企业面临的困境主要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局部地区的疫情管控冲击供应链稳定，致使零部件断供，工厂不能正常开工；另一方面是石油、钢铁、水泥、粮食等基础性原材料价格上涨，直接增加了生产经营成本。两相夹击下，相应的压力也向下游中小微制造业企业传导。
“但是传导机制并不通畅。”徐洪才向《中国报道》记者分析称，下游的中小微企业本身产能过剩，竞争充分，企业难以通过涨价的方式对增加的成本进行消化。此外，它们的很多产品和服务关系民生事业，“从这个角度讲也不能随意涨价。”持续的成本挤压和供应链冲击下，多数中小微企业基本上已经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有的甚至“躺平”。
据广东汕头一家新材料加工企业的负责人观察，同类企业前期基本上难以积累到利润，金属材料成本、石油成本、用工成本目前均上升，再加上客户压价，企业现金流严重不足。他向《中国报道》记者坦言，大环境不好，机器等专门的生产设备也不能很快转向其他生产，“银行看不到还款能力，为什么还要贷款给你？这对于想要靠贷款撑过去的企业来说太难了”。
要建立风险分担机制
包括减税、降费、缓税、退税、免税、融资等在内的政策已经密集出台。记者梳理发现，2020年我国实施了7批28项减税降费政策，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2.6万亿元。今年的退税减税规模为历史最高，达2.5万亿元，支持方向包括制造业、小微企业等。
各家银行也相继推出与疫情防控以及复工复产相关的金融服务，比如，对符合条件、流动性遇到暂时性困难的中小微企业贷款、给予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等。最新发布的《通知》则从制约金融机构放贷的因素入手，提升它们服务小微企业的意愿能力和可持续性，稳住市场主体。
受访专家表示，中小微制造业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当前更为复杂，要从多方面厘清。单从企业自身看，就可能因为自有资本不足、资产负债率偏高而不符合银行的放贷条件。来自六大国有银行的2020年年报显示，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仍是不良贷款率较高的行业，其中，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的制造业不良贷款率分别达6.03%、5.08%。
“银行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徐洪才指出，一些银行同样面临自身资本不足的问题。此外，从经营管理角度看，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风险加大时，金融机构有顺周期行为，再加上银行的终身追责制度，负责人压力变大，不敢贸然放贷；从业务发展角度看，金融机构内部对普惠金融缺乏激励，难以调动相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通知》要求，健全容错安排和风险缓释机制，强化正向激励和评估考核，做好资金保障和渠道建设，推动科技赋能和产品创新，让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能贷、会贷。
徐洪才表示，容错安排机制非常重要，是指在“非常时期”，从政府监管机构、企业再到个人都要转变思维，提高对不良率的容忍度，金融机构自身也要探索一套简便易行、客观可量化的内部认定标准和业务流程。他指出，风险缓释机制则涉及进一步健全风险控制管理体系，提高中小微企业贷款的风险识别预警处置能力，特别是落实好普惠小微贷款不良容忍度监管要求，优先安排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的核销。
顾炜宇长期关注金融系统的稳健性，并强调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他表示，我国中小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是银行，其他直接融资市场，如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等加起来只占到社会融资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多。当前，经济发展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与疫情、国际形势叠加在一起，中小微企业经营风险加大，基于信用管理和规模经济两个特点，银行会降低放贷积极性并谨慎控制风险，“但当出现坏账风险时，会首先侵蚀银行利润，风险很大或者风险大面积出现时，就有可能侵蚀银行资本，甚至引发系统性冲击”。
顾炜宇向记者表示，政府应该做的是用资金发挥杠杆作用，成立风险基金，与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银行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如果风险有人承担了，或者说有了分担风险的机制，银行少挣一点多挣一点，只是利润问题。”
“企业拿到资金后，遇到像物流封控等影响生产经营的因素，政府再通过畅通供应链等各种措施，包括此前提出的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举措，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营造条件。”顾炜宇说。
数字技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通知》要求，强化金融科技手段运用，创新风险评估方式，提高贷款审批效率，拓宽小微客户覆盖面。加快推进涉企信用信息共享应用，对小微企业进行精准画像。在提升“会贷”水平上，政策强调了数字技术的重要性。
不只制造业，于所有中小微企业而言，普惠金融都极具意义，且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受访专家表示，目前基本上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将普惠金融作为主营业务之一，这也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金融机构提高数字化技术应用水平提出了挑战。
顾炜宇指出，通过数字化手段，特别是物联网技术的发展，金融机构能够便捷获取传统普惠金融难以获取的小微企业数据，较为准确地评估企业，在为正常经营的制造业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的同时实时监测企业运营，降低银行风险，比如，由于信息不对称给银行带来的逆向选择风险、企业改变贷款用途引发的道德风险等。
曾刚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很好地契合了服务实体经济、支持薄弱环节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一些银行也进行了有益尝试。例如，建设银行通过先期白名单主动授信，探索全流程线上融资模式“小微快贷”；网商银行则主要依靠互联网运营的模式，实现三分钟申贷、一秒钟放款、零人工介入的“310”贷款模式，累计为4553万小微经营者提供数字信贷服务。
但在顾炜宇看来，数字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精准滴灌”意味着精耕细作，银行要细分客户群并设计一些差别化的特色产品，“这必然要增加客户经理”。理想的情况是社会整体实现数字化，金融机构能够完全在线上捕捉数据并进行识别和风险管理。但顾炜宇表示，对于中小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中小企业来说，内部如果没有数据积累的条件，业务上也没有驱动力让它们在相关方面投入成本，数字化手段发挥的作用可能就是有限的。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技术会为包括制造业在内的中小微企业融资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顾炜宇向记者表示，金融机构应加快数字化改造，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使银行准确识别评估和管理风险，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文章来源：《中国报道》 记者 陈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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